在河南乃至国内媒体圈，提起《大河报》调查记者朱长振，可谓无人不知。不仅是因为他报道了“开县井喷”“万州事件”“佘祥林冤案”“广西民政局官员贩尸案”等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新闻，还因为他在郑州开了一家羊肉串店——“无冕之羊”。
10年前，媒体记者尚被视为“无冕之王”；10年后，这一群体已自嘲为“新闻民工”，甚至“无冕之羊”。朱长振用“无冕之羊”作为自己羊肉串店的店名，除了抱有烤出史上最牛、最美味的羊肉串的理想外，更寓意着对当前媒体记者处境的无奈。
“我愿意做一辈子的调查记者。但为了生活，不得不白天采访、晚上写稿，抽空烤串。”朱长振的话触到了绝大多数媒体记者心中的软肋——新闻理想尚存，但现实令人无奈，这让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开始陷入“走还是不走”的矛盾中。
而无论走还是留，媒体记者都将回到原点，要么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、转型再战，要么更加奋力前行，寻求改变。但新闻不死，总还有些残存的理想，不休，不止。
曲线坚守
4月17日，无冕之羊羊肉串店开业时，郑州的各家媒体几乎都来了，甚至有广州的媒体记者专门乘高铁而来。他们笑着、闹着，像在自己家一样，帮着拉桌子、搬板凳，甚至主动干起了服务员。
一个装修简陋、只能放10张桌子的小店能激起见过诸多大场面的记者如此高的热情，一方面他们大多和朱长振相熟，另一方面他们是来寻找希望。
现场，有人一边吃着羊肉串一边起哄问朱长振：“老朱，你写稿、卖串、写书，哪个最挣钱啊？”
“写书赚钱最干净，省劲；卖串最累最快乐；写稿，谁能挣到钱啊？”朱长振回答说。
“这大家都知道，说干货！”有人依然不依不饶。
“说实话，还是卖串最挣钱。春节的时候，在天龙滑雪场烤串，一天能挣报社两个月的工资。你们知道，我两个月的工资也就4000元。”朱长振刚说完，在场的媒体记者们瞬间无语了，开始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
临走时，他们坚持付了账，甚至连找零都不要了，这似乎是他们对当前现实的一种反抗：“老朱，我不能为你甚至不能为自己做得更多，就用埋单支持你吧！”
与大多媒体记者都是新闻科班出身不同的是，朱长振在成为记者之前，就是卖烤羊肉串的。这门当初为了生存而学的手艺，不仅助他实现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，如今又成了他坚守新闻理想的后盾，这或许是朱长振令同行们最羡慕的地方——既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职业，又能不为三斗米而折腰。
1989年，高考失利后，朱长振下过煤窑，卖过床单。后来他和妻子在平顶山卖菜，与一个烤羊肉串的师傅同租住在一个小院，就跟着他义务打工学烤羊肉串。3个月后，他在夜市也支了个摊子卖羊肉串，一干就是4年。
1995年，平顶山举办第二届中国曲艺节，夜市来了个外国人，朱长振用英语给他介绍了羊肉串的吃法与价格，立马引来摊贩们的围观，也引来了《平顶山晚报》的记者。第二天，一篇《会讲外语的个体户》让朱长振在夜市一举成名。
从那时起，朱长振就有了一个梦想：“啥时能像记者一样骑个摩托车，肩挎相机到处采访。”那一年，他27岁。
近20年后，已46岁并早已梦想成真的朱长振，依然不忘初心地守护着年轻时的梦想，因为得知不易方知珍惜，也因为曾经为之苦过、累过、危险过、骄傲过、失落过。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——《无冕之羊——从街头小贩到调查记者》，如今放在店里，和羊肉串一起卖。
群体缩影
为了圆记者梦，朱长振每天到平顶山图书馆借书看，即使是凌晨两三点收摊，他也要看上一会儿，甚至一直熬到凌晨5点左右直接去赶集买羊肉。
1996年，《平顶山日报》要举办通讯员培训班，妻子拿出两个月的生活费给他交了400多元的费用。就这样，朱长振晚上在夜市烤羊肉串，白天一身羊膻味地出现在报社的培训班里。
“有了通讯员采访证，我开始抽空骑着自行车到处采访，当第一条消息见报后，比卖了200元钱的羊肉串还高兴，虽然只能得到3元钱的稿费。”回忆起年轻时的青涩，朱长振依然满足地笑了。
两年后，因为表现优秀，朱长振被《平顶山晚报》招去当了特约通讯员。干了4年，却一直不能转正，于是他决定一个人背着铺盖卷到郑州打拼。
2002年，朱长振应聘考入《城市早报》。一年后，《城市早报》并入《大河报》，任职特稿部的朱长振，开始了记者生涯的黄金时期。
那个时候正好是新闻业快速发展，特别是都市化媒体快速发展的时期，也是中国新闻业最黄金的发展阶段。另外，那时的很多记者都是在别的行业工作了若干年之后，再加入到媒体中来，有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独特的人生经验，这使得他们在做艰难的调查性报道时善于突破。
就在朱长振成为《大河报》调查记者的2003年，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了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》。“孙志刚案”最终促使施行了21年的国家行政法规——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的废止。这激起了包括朱长振在内的许多调查记者“铁肩担道义”的热情。
当时全国只要有大事，朱长振和同行都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，“开县井喷”“万州事件”“佘祥林冤案”“广西民政局官员贩尸案”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……
在采访现场，朱长振结交了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，一遇重大选题，他们都会相约而去。采访结束，发稿顺畅，心情高兴，往往还会聚在一起喝上一杯，再探讨下稿子。“群狗现象”一词也由此而生。
尝尽苦头，成为记者，经历了中国深度报道的黄金年代，也收获了名声。作为记者，朱长振应该感到无憾了。
但他却感觉越来越孤独。2013年3月，《大河报》因改版撤掉了朱长振待了10年的特稿部。被调入社会部的朱长振突然间不知何去何从，无限失落。
朱长振还是喜欢做调查记者，去一个很难突破的地方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找到真相。但特稿部的撤销不仅让他失去了阵地，还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压力。因为在新的部门，考核机制和报销机制已经改变，如果继续做特稿，不仅每次出差都赔本，稿酬也大大减少。
无奈之下，朱长振萌生了开羊肉串店的想法，一来可以让大家尝尝真正的羊肉串到底什么样，二来也可以为自己的调查事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，毕竟在现在的大环境下，没有一定的资金支持，仅凭美好的愿望是支撑不起自己的调查之路的。
他的行为，并没获得他所供职的《大河报》的公开评价——毕竟开羊肉串店属于副业。
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陈昌凤知道了朱长振的经历后，评价说他是中国十多年新闻业的缩影，从“黄金十年”到当前的困境，记者的境遇也跌宕起伏。
理想不灭
2013年7月18日，朱长振发了一条长微博，讲了目前调查记者面临的现状，说打算重新支个摊卖羊肉串。短短几天，微博被转发了2万多次，引起了很多媒体同行的共鸣。很多人说，明明是笑着看的，最后居然哭了。
朱长振的确道出了媒体记者尤其是调查记者的心声：有时候，冒着酷暑，一个人步行翻山采访一整天，只是为求证一个信息源，在报纸上也就体现了一句话；有时候，当大家都返乡回家过年的时候，记者却得陪民工们回他们的家，挤火车、坐马车、步行翻山，甚至遭遇大巴车翻车；有时候，写揭黑报道，自己和家人还常常受到威胁；由于长时间在外地采访，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……
这或许也是朱长振的无冕之羊羊肉串店开业时，媒体记者蜂拥而至的又一个因素。
但在朱长振看来，从“无冕之王”到“无冕之羊”，是无奈，也是转机。
朱长振说，自己刚做记者那会儿，写出来的新闻稿件都是揭黑类报道、深度报道、突发事件报道，因为这些稿子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；现在，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公益事件，投身到“免费午餐”“免费书屋”以及“关注抗战老兵”等一系列公益活动当中。
而对于无冕之羊羊肉串店，朱长振也有着自己的想法。本身做过4年烤串生意，又做了10多年的调查记者，他知道目前夜市上大部分羊肉都不纯正，有的是用羊油和羊尿泡出来的，有的是用其他肉掺杂羊油，有的虽是挂着羊肉你点完之后他转身就换成其他肉了，即使是羊肉，也不排除病死或老羊。
因此，朱长振经营自己羊肉串店的秘籍就是货真价实。为此，他还在老家平顶山鲁山县的大山里买了一块有水有山有草的地，圈起来养羊。他不愿意“无冕之羊”传递的只是记者的无奈，还是最好的羊肉串。
他甚至希望，有一天羊肉串店能成为调查记者的集散地，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来郑州都可以找他吃吃烤羊肉串，喝喝生猛的啤酒，聊聊曾经采访过的新闻大事。
白天采访、晚上写稿、抽空烤串，已经46岁的朱长振孤独的坚守，或将成为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一道独特的风景。【企业观察家微信】